大同市政协常委、民建大同市委副主委、大同市政府接待办主任 汤 雄反映：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农村的改革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发展模式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受西方国家发展模式影响，以减少农民人口为目的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国人口结构实际，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基础的均衡发展模式。虽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在政策层面上非常重视，其中取消农业税就是重要标志。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制度设计和体制创新停滞不前，已不适应当前统筹发展的要求。城市化发展模式多数专家支持，在政策层面和实际操作中成效明显，如：大规模的城市扩张、三大经济圈、撤乡并镇、移民搬迁等等。但是，在没有彻底解决二元结构和财政投入体制及干部平衡配置的情况下，城乡发展失衡和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很难尽快解决，城市过度扩张与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双重矛盾进一步显现。

    一、城市化发展矛盾加剧。城市健康发展的标准不是以人口的多少而论，而是以城市布局科学、环境舒适、商兴路畅为标准。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持续推进，使城镇大集合持续升温，并由此而产生一系列的“城市综合症”。不平衡的发展带来不平衡人口集聚，人口的过度集聚必然带来诸多集聚的问题。

    1、环境超载。由于城市土地资源不能满足人口集聚的需求，使城市交通和住房十分拥挤；可利用的土地和水资源严重不足；空气、淡水、土壤污染加剧，城市生存与环境超负荷的矛盾无法解决。

    2、就业矛盾。由于人口过度集聚，城市就业矛盾突出。一方面受产业结构的制约、劳动密集型企业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农村青年基本上都拥入城市，对城市就业造成新的压力。虽然有的城市解决了部分40、50职工的就业问题，但受资金来源和就业岗位的限制，下岗再就业的压力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3、教育失衡。由于人口过度集聚，城市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口聚集增长的需求，受土地资源限制、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基础教育出现一边过热一边过冷的尴尬局面。

    4、安全压力。由于人口过度集聚，就业矛盾突出，待业、失业和无固定收入的人口聚集在城市，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由于企业改制使大批职工成为低收入家庭，部分企业不能按时为下岗职工交纳各类保险，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均的矛盾，群体上访事件逐年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形势不容乐观。

    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发展的滞后由历史、二元结构、人居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土地承包虽然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但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多数农民特别是新一代的农民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利用一切渠道和手段向城镇汇集，农村和农业正成为新一代农民背弃的对象，“三农问题”以成为各级各界关注的焦点。

    1、农村青壮年向城市转移，农村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在贫困农村，村集体资产全部分到农户，村干部的工资、五保户的救助，全靠农业税支付。而农业税的最终减免，将使维持集体资金的来源成为零。土地承包后，农民各自为阵，义务工的取消使村干部更显的无能，虽然大嗽叭和过去一样的响亮，但前去赴会的农民越来越少。而相对富裕的农村，干群关系却很紧张，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非常普遍。非法转包农民承包的土地、肆意砍伐林木果木、侵吞国家征地补偿款等行为时有发生。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质量改善有限；长期的单亲家庭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早婚早育、超生现象非常普遍；老弱病残需要人照顾；农村的教育质量得不到提高，农村辍学现象非常严重。而考入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回乡创业奉献者也廖廖无几，农村发展人才紧缺、后继乏人。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吸引人才和投资的动力不足。投资政策和管理体制的长期失衡，使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金融、医疗、文化、卫生等设施不健全，虽然近年来“村村通”工程初见成效，但是，农田水利、供热、供水、等其它基础实施建设仍然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不健全的基础实施不能有效带动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必然导致农村各类生产要素向城市大量转移，农村吸引创业投资的动力严重不足。

    3、农村行政监管体制缺位，村民自治体制令人置疑。农村的行政监管虽然由乡镇负责，但是鞭长莫及的问题无法解决。农村多年保持不变的村民自治，从运行的效果看，这种体制存在很多弊端。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比例很大，但行政监管体制却偏向城镇，于人口结构不成比例。农村“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村“干部”代替公务员行使公共权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工程中，这种农村自治体制和监管方式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要求。

    4、干部配置体制缺位，人才资源浪费严重。我国的干部队伍全部集中在市、县、乡三级党政部门，财政供养干部远远大于实际需求。但农村一线干部紧缺，形成了干部配置市县多、乡镇少、农村无的失衡格局。特别是在农村，由于村“干部”多数是农民，在行使村务大权时存在着“无作为”和“乱作为”现象。农村“干部”的主要精力是从事个体农业和其它产业，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村务活动中。受文化、环境、传统等综合因素制约，在创新发展思路上无能为力。但是，在处理土地买卖、转包、退耕还林等事关集体、个人、群众三者利益时，由于自身处于利益圈中，很难公平、公正的处理这些利益关系，往往是把“关系”和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把集体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一边，严重侵害了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农民上访事件逐年增多。

    因此建议：不折不扣地贯彻“五统筹”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必须从制度上大胆的创新，必须在人才配置上向农村倾斜，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公平投入，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抓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最终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目标。

    一、改革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强化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改革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具体内容：一是改革行政区划，将现有省级区划增加至50个，以解决管辖范围太大，管理半经太长的问题，为省管县、县管村创造条件；二是取消乡镇机构，村升级至科级，以解决农村基层政权软弱和人气不足的问题；三是把省、市、县、乡镇干部分解到农村工作，以降低区划改革行政成本过高和现有公务员配置过度集中产生的人才资源浪费问题。

    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广东佛山在全国首次取消了农村户口，并把社保、就业、福利、教育救助等深层次的问题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为农村改革开创了先例。把社保、就业、福利、教育救助等其它改革列入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划中，逐步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三、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要抓住当前农村建设投资成本相对较低的时机，完善政策投资引导和放大机制，综合运用补助、贴息、担保、捆绑入股、建立基金、资本金注入等多种投入方式，逐步增强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放大作用，引导社会投资向农村的转移，吸引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

    四、项目分流带动农村发展，促进产业向农村转移。项目分流就是有计划的将在城市发展受限制的项目，分流后能充分得到发展，并且带动金融、医疗、卫生、文化等产业向基层扩展，有效带动产业向农村分流。根据项目分流需要，相应出台鼓励政策，如：企业从市区转移到农村创业的减免各种税费；下岗职工到农村创业的给予一定扶持奖励；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愿意到贫困地区工作的可提职提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