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民建会员白卯兵、祁子荣反映：为进一步落实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榕明同志在吕梁视察调研期间与民建会员座谈时对吕梁老区转型跨越发展的指示精神，我们深入农村进行了调研。针对现行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制度，深入吕梁市岚县土峪乡所辖村进行了入户调查，通过与多户农民长时间促膝谈心，了解了现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们发现，合作医疗“利”确实存在的同时，“弊”端也不可忽视。

当前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制度现行模式为：政府号召，农民自愿，集中使用，统一管理。即在有组织的政府号召下，农民采取自愿的方式，每人缴纳50元到指定专户，各级政府再给每人补贴240元，这笔资金由政府指定的专门机构，如合医办统一管理统筹。

拿到医疗证的农民病了怎么办？

（一）买药

 在乡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门诊所需费用，一般按40%报销。举例说明，你买了30元钱的药，只要你拿医疗证，再缴18元就可以享受到价值30 元的门诊所需费用，就是说，在125元的范围内花的是自己的钱，超出125元的范围，花的全部是国家的钱。

（二）住院

 分三种情况：

 住乡卫生院。实行直接减免政策。为了直观，举例说明：参加了合作医疗的某位村民因病需住乡卫生院，入院前只要交纳300元以下的保证金就可以放心入住，哪怕最终花5000元，入院以前是不用操任何心的。张三痊愈出院时按15%的比例，他再补交450元即可，其它任何办手续，跑腿报销的事根本不用他去管。

 基本程序：（一）缴保证金入院接受治疗（保证金一般不会高于300元）；（二）痊愈时按15%的比例办理出院，简单无繁琐。

 住县级医院。实行直接补偿。比如还是某位村民住入县级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共发生各种有效费用10000元，这10000元需要张三在痊愈出院时陆续付给医院，这段时间内的各种手续由县医院代为保管，出院一段时间后，比如以10天为周期，到县医院办理相关手续，主要是领取相关人员审核后自己应享受的国家补贴部分，一般报销比例是70%，即张三先垫付10000元，出院后领取7000元，自己实际花费3000元。

 基本程序为：（一）垫付所需费用住院治疗；（二）医院专门人员代为整理相关手续；（三）痊愈出院后到医院领取属于自己应该享受的费用。假如医院以口头通知的话，他只需跑一次腿办手续。

 住省级医院。比如还是某位农民，住院期间有效费用10万元（实际上哪些费用是合理的，哪些费用是不合理的，对农民张三而言他根本不知道，是否有效，还需他出院后，经专业人员帮他确认），这10万元必须经某位农民或亲属之手，一分不少地缴到所住医院。痊愈出院后拿住院期间所有手续，不管有效与否，回到户籍所在地到办理相关手续，经合医办工作人员逐一认真审查审核，分病种按比例报销，一般不超过55%。

基本程序为：1、入院逐步足额缴纳所有费用；2、拿相关手续痊愈出院；3、回户籍所在地凭手续经合医办工作人员审核，领取该享受部分。

其直观利弊为，如果保证所有的农民只是得一些不会致其于死地的如感冒、发烧、肚子疼之类的小病，或者得一些乡镇卫生院完全可以治疗的稍大一点的病，这种报销制度是完美的。至少在程序上农民省时省力，省去了东找不到西找不到的不必要的跑腿的麻烦。农民再穷，家庭再贫困，300元住院押金还是拿的出来的。这是利的一面。弊端在于，这种报销制度的设计是以贫困的缴纳不起住院押金的农民，不能得要命的大病为前提的。比如还是前面所言的某位农民，得了癌症，各种费用共计10万元，幸运的是这10万元花完后他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再活30年，而某位农民的年收入不过2万元。再假设某位农民有一儿和一女，儿子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女儿上大学。在农村娶一个媳妇的花费在6—10万元之间，女儿每年的学费为1.5万元，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张三只能眼巴巴地等死，即使所有费用可以报销。

 事实上，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正是那些需要预先缴纳天文数字费用的“大病”。合作医疗报销制度上的缺陷在于排除了穷人得大病的可能性。因此，这一制度人为抬高了穷人看大病的门槛或者没有考虑到这一良性缺陷，形成了阻挡穷人看大病的事实，对家庭条件较好的农民而言，报销是早晚的事，他有条件有时间等待报销，对于大多数条件不好的、得了大病的农民而言，由于难以底垫预交款，只能等待死亡，形成了在生老病死面前人人不平等。

为此建议：

农民缴纳费用后，由政府发放一张全国通用的医疗证，农民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旦得了大病，持卡人住指定医院，而入院是不需要押一分钱的。比如还是某位农民，属于A省B县人，持卡住院后，由C省医院登记刷卡，出院时，比如接受治疗的各种费用共计10万元，按规定他可以报销80%，只要他缴纳2万元即可出院（借2万元与借10万元是有天壤之别的），至于出院后，A省怎样把其余部分转到C省，这不是一个农民应该考虑，也考虑不了的。

即便旧有模式为持卡零费用入院，痊愈时按比例缴纳自己该缴纳的费用出院，这样简化了手续，降低了穷人看大病的门槛，避免了普通农民在重大疾病面前等待死亡的不人道现象发生，扭转制度设计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