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晋中会员晋中公投集团综合办主任魏永轩反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日本政府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安倍晋三首相的二战结束70周年谈话，刻意回避直接道歉，缺乏应有诚意。而且安倍晋三在官邸举行记者会时表示：“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现在超过人口的80%。他们与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不应让我们的子孙以及下一代的子女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

与此同时，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就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说：“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以有所忘却。”上述安倍晋三的讲话，是引导日本国民在无所记忆的前提下，彻底忘却日本侵略的历史记忆。《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指出：“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匹野马，任何力量都无法驾驭”。

面对安倍晋三对侵略历史的刻意回避以及对80%的日本国民终结“宿命”的历史选择。我们作为受害国，绝不能忘却这段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山西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更应该把这段历史深深埋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我们必须首先有所记忆。

当此之时，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名录，我省大同煤矿万人坑等9处抗战设施、遗址位列其中。截至目前，我省共有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名录14处，其中我市有2处，即左权将军殉难处和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而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期间，这14处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向世人佐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深刻内涵。

一、大同煤矿工业遗产暨“万人坑”遗址保护情况

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是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煤矿后，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野蛮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疯狂掠夺大同煤炭资源的铁证。从1937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大同煤矿共掠夺煤炭1400余万吨，有6万多名矿工被摧残丧生。据了解，大同煤矿较大的“万人坑”有20余处。大同煤矿“万人坑”是196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学者共同通过科学手段发掘的，也是全国唯一出土干尸的万人坑。但由于种种原因，考古发现的珍贵资料一直未能公开。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而2015年又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汇编出版了《山西大同万人坑发掘记事》一书，通过50多年前的考古资料，包括文字、图表、照片等，用不容质疑的事实展示了日军侵华的罪行。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员王亚蓉在序言中所说的：“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从不因想要掩埋就不复存在，也未因不堪负荷而真被抹去，它的痛是直达国人灵魂的，它的再现则是被撼动的心灵的呐喊。”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仅今年8月份，就有来自大同市驻同部队、大中小学生、老矿工及职工家属社会各界2000多人参观，其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与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进入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名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晋中市灵石县境内的山西汾西矿业集团公司所属富家滩煤矿“万人坑”遗址虽然与同煤矿“万人坑”遗址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但已处于临近废弃的边缘。这与晋中市工业遗产保护、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保护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极不相称。

二、富家滩煤矿工业遗产暨“万人坑”遗址基本情况

富家滩煤矿,位于灵石县桃纽村，原为西北实业公司第三厂，成立于民国21年（1932年），1950年1月30日正式成立，1950年—1952年，国家投资110.3万元，对水平坑（设计能力21万吨／年）、南关井（设计能力15万吨／年）进行了重点恢复与建设，到1955年12月，富家滩煤矿年产原煤近百万吨。1956年1月，富家滩煤矿同国营义棠煤矿筹备处合并成立汾西矿务局。之后，历经20余年发展，终因资源枯竭，1977年12月，经煤炭部批准，富家滩煤矿报废。

但是，富家滩煤矿的历史可延续到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光绪三年，灵石县桃钮村杨老二的祖先在牛家枣林挖掘煤窑，名为杜中窑，系季节性开采，年产煤120吨左右。1930-1931年桃钮村附近出现规模大小不等的煤窑38座。1934年10月，桃钮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35年产煤46750吨，最高日产量达400吨。

1938年1月，日军侵占富家滩后，为加紧掠夺煤炭资源，采用残柱式开采方法，不用坑木支护，回采率极低。井下作业采用人工打眼火绳放炮，铁锹攉煤，井下运输全用人力拉拖，地面畜力运输装车也靠人力。后来，为了加快掠夺资源，增加了发电设施和一些机械设备，矿井提升、运输、排水开始使用电力。同时贯通邻近巷道，扩大坑口，提高了通风和运输能力。1942年，产煤21.4万吨。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北实业公司于1945年9月接收时，富家滩只有两个生产坑口：水平坑和南关坑。尤其是南关坑被日军炸毁后一直未能修复。

日军侵占富家滩煤矿期间，同样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万人坑”。据史料记载：从1938年2月至l945年8月，富家滩煤矿先后有1200余名工人惨死于日军“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和屠刀之下。富家滩煤矿有5座埋葬着汉、回、满族劳工的“万人坑”。

1938年1月27日，富家滩煤矿(桃钮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被日军正式定名为“军管理山西工业第四十二工厂”，受日军统治山西工业的“兴中公司”管辖。同年2月，日军侵占富家滩矿区后，即派20余名军方人员接管煤矿，由池田、渡边任正副厂长，调来一支30余人的日伪矿警队，以武力强迫当地居民修复矿井，修筑营盘、碉堡，并用欺骗、利诱、强制等手段从阳泉招来70余名工人，于年底正式开始生产。

1943年6月1日，日军“解除”军管，将四十二工厂改为富家滩采矿所，受日军专门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山西炭矿株式会社”接管辖，由所长渡边率日方职员47人和日伪矿警队110人（其中日军11人）统治全矿。为了加大生产和掠夺，日军一方面不断用强制手段从各占领区招收工人，甚至强迫被俘中国军人下井挖煤，使矿工人数逐渐增多（1939年为350余人，1941年为570余人，1945年7月达1700余人）；一方面在煤矿实行法西斯统治，疯狂推行“以人换煤”政策，用刺刀、皮鞭、棍棒强迫工人在恶劣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采煤。残酷镇压工人的反抗和斗争，使大批工人惨死于事故、疾病和刀枪、酷刑之下。

日军掠营期间，为了节省开采费用，井下没有排水、通风、支护、照明等安全设施，没有任何动力设备，主要靠人工镐刨和人工拖拉。工人每天劳动时间长达l2至16个小时，出不够煤不许出坑，不给饭吃。加之因采用"残校式"方法开采（即先留下10公尺的方形煤柱，周围回采三公尺，然后再采残煤柱，采到煤柱快垮为止），经常出现煤柱倒塌、顶板陷落，工人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工伤事故不断发生；不少工人惨死于井下。

1941年10月一个月时间，全矿就有150余名工人遇难，除各坑因冒顶堵塞气道窒息死亡者外，第三坑一次大冒顶就压死100余人。

1942年冬的一个“大出炭日”，日伪军警、把头用刺刀、皮鞭强逼53名工人到顶板长期破碎的新四坑刨煤，工人曾多次要求架棚，日军置之不理，结果大巷冒顶，当场压死五名工人，日军为封锁消息，竟残忍地把坑口封闭，其余48名工人全部窒息而死。

日军统治下的矿山，工人们过着牛马般的奴隶生活。住的是土窑、山洞，又窄又挤又潮又脏；吃的是掺沙的“混合面”窝头、高粱面糊糊和黑豆饼稀饭，顿顿不饱。穿的破烂不堪，又无钱更新，只好用洋灰纸、草袋片遮体御寒。工资极其低微，每月所得除去伙食费和把头盘剥所剩无几，弄不好还要倒欠债。因家乡闹灾荒被日军哄骗到矿上的阳泉、高平、阳城、晋城、潞安和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矿工，在日军的强迫和压榨下，拼死劳动，许多人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甚至家破人亡。

1942年夏，阳泉人温亨到矿上做工，累死累活地干，仍养不活一家人。无奈，12岁的大儿子双泉只好下井当童工，每日挣半斤杂和面。一天在井下，日军把头故意放野车玩耍；撞伤正在刨煤的小双泉，双泉和日军把头讲理，反被痛打一顿。连饿带病，温亨的第四个孩子夭折，为了给双泉治伤和全家生活，温亨忍痛将三女儿卖到霍县。双泉伤未好，就被迫上工。因家中无米下锅，下工后双泉饿着肚子去野外拾粮(当时正秋收)，不幸被汾河水卷走。家人四处找寻，几日后才在下游找到，已是一具泡松的尸体。这样的惨事在矿上时有发生。

1945年5月，天大旱，矿区闹流行性伤寒，80%的工人染上此病，工人出勤率大减，出煤量骤降。日军为维持生产，对患者进行了残忍的“隔离”和“治疗”。他们把所有患者都集中在用木板制成的“隔离所里”，每天用石炭酸水普浇一次，进行“特效消毒”。结果患者全身腐烂，病情加重，每天死亡10余人。在瘟疫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日军又使出“根绝疾病”的办法，设立死人把头和拉尸队，在患者未死之时，就以“特殊急救”的名义拉到专门为埋“病人”挖掘的红苗谷地“万人坑”活埋。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有500余名工人病死、被活埋。富家滩煤矿退休老工人梁治发就是当年因患伤寒病被活埋后遇救的幸存者。当年老梁染上伤寒在隔离所被石碳酸水浇得浑身腐烂时，日军命令死人把头把他拖到红苗谷地去活埋。老梁拼命挣扎，苦苦哀求：“我还没死，我还能活，不要活埋我！”把头顺手操起皮鞭将他痛打一气，说：“这下叫你再活！”老梁被打得昏死过去。把头怕惹上伤寒，把他丢入坑内，草草埋了点土就离去。傍晚时分，老梁的妻子到隔离所送饭，左找右寻不见亲人，四处打听才知被拉到红苗谷地了。她和工人弟兄来到坑内，找了半天，才算找到，一摸心脏还在微微跳动，便悄悄拉到野外的一个山洞里藏起来，经过精心护养，老梁终于拣回了一条命。

日军为了加大煤炭掠夺量，强制工人生产，镇压工人的反抗和斗争，逐步加强了矿警实力，强化“军管理”在富家滩周围架设三道电网，在东西山和汾河南北各出入要地设立了岗楼，在矿区设立了特务机构、监狱、烧人场。在工人中派进了通晓中国话的日军便衣特务；制定了《劳工条例》，规定：“聚众私议，煽惑民心者，送交矿警队查处；私通八路，有意肇事者，提交特警队查处；有意装病不上工者，不予食；违抗工头指令，怠慢误工者，打……”；强化了把头制，在大把头下增设二把头和监工，实行分班治理，监管劳动。只要工人稍有不满和异常言行举动，就严刑拷打、杀害，或押送灵石"红部"处决。

1941年秋天，有37名工人因不堪忍受日军的剥削压榨，奋起反抗，被日军特别警备队押到大营盘监狱，遭酷刑而死。1942年夏，矿工王毛国因病不能上工，日军把头以“有意装病，违抗指令”，拖到河西烧人场，架上木柴，倒上汽油，活活烧死。同年秋天，有三名矿工因不堪虐待，结伴出逃，被矿警队发现后枪杀。

1942年，晋东南闹灾荒，农民车鸿喜被招工把头骗到矿上挖煤，不到两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能下炕进坑，便被日军把头活活扔进了红苗谷地“万人坑”。半年后，他哥哥车双喜来矿上找弟弟，得知弟弟惨死，痛不欲生，去找把头算帐，反被把头抓起当了劳工，不久也惨死在井下。哥俩死后，其父车黑旦满怀深仇大恨，到矿上向工人们揭露日军的暴行，日军以煽动民心，有意肇事为罪名，要对其下毒手，车黑旦在众工人的帮助下，连夜逃走，在西山不幸触电网而死。

1944年，在富家滩开饭店的五成村人郭狗半，因抗日嫌疑，被特别警备队抓起装进麻袋，送回灵石“红部”用刺刀杀死。有一对夫妻，因白天吵嘴，晚上睡觉时女人说了句：“滚开吧”，不料被日军便衣特务听到，第二天就被以“共谋抗日”的罪名双双杀头。1945年6月，新招工人王三喜上班钟响了以后，走的稍慢了一些，惹恼了日军把头，便对他边走边打，打昏在地拉起来又打，直到活活打死，又拖着他的尸体，向其他新工人示众威吓。从“万人坑”掘出的死难矿工的遗骨，有的头骨上有明显的枪眼和铁器打击裂痕，足可见日军的凶残。

日军为了盘剥工人，麻痹工人的反抗，维护他们的统治，又以“恢复劳工精神”、“开阔劳工生活”为名，在矿区开设了大烟馆、赌博场和妓院，使不少工人误入歧途，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

以上史料，铁证如山。1971年，汾西矿务局以富家滩煤矿“万人坑”为历史背景的汾西局阶级教育馆竣工。当年接待参观凭吊者8万多人。该馆1980年代初关闭，展出资料以照片形式存到汾西矿务局档案处。之后，三十多年来，富家滩煤矿“万人坑”教育功能丧失。

三、建议启动富家滩煤矿工业遗产保护暨富家滩煤矿‘万人坑’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项目

富家滩煤矿“万人坑”遗址，虽然岌岌可危，但至今旧貌依存。为此建议，晋中市委市政府牵头，灵石县委县政府协同山西汾西矿业集团公司启动“富家滩煤矿工业遗产保护暨富家滩煤矿‘万人坑’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项目”，进一步丰富晋中市文化旅游资源和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使晋中市一代又一代青少年铭记历史，奋发有为，建设好美丽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