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阳泉市委会员梁国栋反映：人类医学的进步奠定在不断试错的基础上，在临床治疗中发生事故和并发症是难以避免的，由于患者及家属难以谅解和“医闹”的推波助澜，医疗纠纷的数量和赔付金额急剧上升。且除医疗事故外，由设备、药品、服务引起的纠纷也逐年增加，成为消费者投诉热点之一，这些现象导致行医风险越来越高。学习发达国家处理医疗纠纷的经验，在医疗责任险之外，由政府、医院、医师、行业协会共同筹资，组建医疗风险专项基金，在发生医疗纠纷时介入调解和诉讼，承担部分举证和赔付责任将是大势所趋。

一、设立医疗风险专项基金的背景和意义

（一）医疗行业风险较大。一是由于社会媒体主导舆论导向不准确，把就医作为普通的钱物交换的消费观念来对待，让人们认为只要不缺钱医院医生就应该把病看好。二是国家对人的健康保障体制不健全，人的身份不同保障政策不同，引起人们的不满，把不满转嫁到执行政策的医院、医务人员身上；医保部门对支付的医疗费用又限制很多，不时的将他们认为不该消费的份额由医院支付，甚至是医生支付，简单地说就是医院、医务人员在赔钱干活。三是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停滞，人们的经济收入大打折扣，因此用于健康或看病的费用也减少了，甚至不愿意支付。一旦支付的多或者治病的结果不满意，就对医院不满甚至形成纠纷。

（二）医责险发展不充分，难以分担风险。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医疗责任险制度在我国处于萌芽状态，因我国医责险险种不全、保障范围窄、参保医院少、资金池浅、费率赔率划分不详等原因发展尚不充分，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医院经营者投保并不积极，据统计，尽管有七成医院对医责险持肯定态度，但明确表示暂时不会参保的医院却占五成，因此暂时不能指望通过医责险帮助降低行医风险。虽然现在大部分医院为医务人员投保医责险，但是保险公司协议条款规定：每案例最高赔付15万元。现实中的纠纷，无论医院责任大小，动辄要求赔付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省医调委协调的案例，调解结果赔付超出15万元的也不在少数。除保险公司的赔付外，医院仍然承担巨额赔偿，如果医院在对责任义务人员按一定比例进行扣罚，给医生带来了极大的工作压力，给医院带来运行压力。如医务人员承担经济赔付，无形的职业压力加大，再加上思想、心情、情绪不稳定，这又将成为医院的安全隐患。

二、关于设立医疗风险专项基金的建议

（一）基金会应由政府、医师协会、医院、医生个人联合筹资。通过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尚未形成，单纯依靠社会力量筹集资金难以为继。在这个改革的过渡时期，医疗风险基金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和谐、促进医学进步，应当由政府为主进行筹资。

（二）基金会应引入第三方监察制度，对医院、医生进行评级打分并及时淘汰不合格会员。基金会内部的监察制度应更多地从患者角度和医院运营角度看问题，改变目前上级机关检查、专家督导、医院互检为主的监察模式，以提高会员水平、节约资金；由于医责险在我国开展时间不长，保险公司对医院数据了解不全及医疗行业专业性太强，保险公司难以独立鉴定医疗纠纷，基金会还可分立专门的“监察人”咨询机构，培养兼具医疗知识和商业、法律素养的人才，对医生、医院进行打分评级，除满足基金会运营需求外，还能向有需求的医院、医责险承保公司进行咨询收费，实现盈利。

（三）基金会及其下设的监察、咨询机构应作为专家证人参与调解和诉讼。由于医学本身属于经验科学，存在一定概率的例外情况，且患者个体因素复杂多变，难以把握，院方常无法证明自身无责任。另外，调解组织抽取的鉴定专家常常来源于医疗机构，因此患者对调解及鉴定有不信任现象。由基金会和其下设机构作为专家证人既能避免不公，又能为法官提供参考知识。

（四）基金会应细化会费缴纳额度及赔付标准，为我国商业医责险示范。针对各医院及各科室不同医务人员应设置分级缴费额度，容易发生纠纷的科室需适当多缴，责任相对较轻的岗位人员应设置较低的缴费额度，大型高收费私营医院的医生应多缴，公立医院及以公益性为主的医院少缴，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五）设置赔付上限。医疗赔偿额逐年增高，该基金的赔付是医责险的补充，并不能替代医责险，不应兜揽全部赔付责任。为保障基金会平稳运转，应针对不同医疗纠纷设置赔偿上限。

（六）针对已有惯例、赔偿额度相对固定的医疗纠纷，设置排他性赔偿原则。有些医疗纠纷如生育损伤，赔付额度较为恒定，可以参考已有经验设置排他性赔偿原则，即选择由基金会赔偿就等于自愿放弃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