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刚过完百岁寿诞仅仅两个月的王光英先生因病逝世于北京医院。虽然心理上有所准备，但消息传来，我仍难抑悲痛怀念之情。

王光英同志曾长期在民建和工商联担任领导，被大家尊称为“王光老”。我也先后在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任职，有幸与先生有许多交集，因而对于这位“两会”的前辈、工商界的楷模，更是深深的敬重。

一、民建和工商联“两会”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刚刚迈入改革开放的1979年10月，民建三大和工商联四大同时在北京召开，王光英先生当选为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1982年他从天津市副市长的岗位调至北京，担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任委员，相当于常务副主席。

1983年11月，全国工商联五大召开，他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连任两届副主席之后，他又连任两届名誉主席，同时他还担任了民建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顾问。在民建和工商联工作的50多年中，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忠心耿耿，对民建、工商联感情深厚，为推动民建、工商联事业发展竭诚奉献，赢得了“两会”成员的广泛信任和爱戴。

民建和工商联因为历史的渊源，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曾长期合署办公，简称为“两会”。作为工商界的优秀代表，王光英先生与“两会”有着不解之缘。先生于1950年3月加入民主建国会，曾在民建天津市委和民建河北省委都担任过主要负责人。

抗美援朝期间，王光英先生积极组织天津工商界反美爱国示威大游行，认购救国公债，捐献战争用品。毛泽东主席亲笔草拟电报对此义举予以高度赞扬，这是毛主席唯一一份以自己的名义给工商界所发的电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担任全国工商联领导期间，他带领广大成员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推动以扶贫开发为重点的“光彩事业”，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即使后来先生因年高体弱，卸任了主要领导职务，仍一如既往关注关心着民建和工商联事业的发展，服从组织需要尽可能地参加一些重要活动，直到最后。对此，同是民建前辈的王光英先生夫人应伊利在生前与先生夫唱妇随，凡遇民建机关组织开展的捐助活动，都要和先生一起尽一份爱心。在历次地震、雪灾、水灾的捐款中，两位老人的数额总是名列前茅，捐衣捐物也次次不落。

二、人大政协舞台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我与先生的初次近距离接触就是在1995年春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会议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

除了民建和工商联的身份，王光英先生还是第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活跃在人大和政协舞台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1995年3月13日，我所著《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一书座谈会于全国“两会”间隙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先生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先生作为“两会”领导人出席座谈会，让与会者都十分激动。关于那次会议，缘起于1993年3月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孙起孟同志找到我说，江泽民总书记要求民建研究一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希望我承担这项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任务。我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调研，形成了《合理引导我国“民工潮”的建议》，并于1994年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首场大会发言。同时，我参与起草了民建中央《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建议》，专报中共中央。在此基础上，我撰写并出版了《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专著。

王光英先生在会上充分肯定这一研究是一个“大战略”。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近距离的与他会面并亲耳聆听他的教诲。那时候，我作为全国政协年轻的委员和民建中央最年轻的常委，是名副其实的“后生晚辈”。先生已年近八旬，仍在为国是民祉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百忙之中参加座谈会,不仅体现出他对关乎国计民生问题的关注，更体现出他对民建新生代和青年学者的关心支持。之后不久，该书获评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引起社科界热烈反响。二十多年过去，其时其景仍让我记忆犹新，感念至今，也激励我在多党合作参政议政工作中始终竭忠尽智，不忘初心。

三、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

2002年底，全国工商联九大召开。作为长期研究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问题的经济学家，我被推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也因此与王光英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从这届开始，王光英先生不再担任工商联的名誉主席，但每逢先生的生日，我们工商联全体领导班子成员都会到他位于演乐胡同的家中看望，我对先生的经历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王光英生于1919年，他的人生经历与中国现代史同步，与中华民族百年的风雨休戚与共，这使他从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实业救国”的坚定信念。1943年，自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一年后，他与友人合伙在天津创办了近代化学厂，成为以技术为资本白手起家的工商业者。他曾解释化学厂名字的起源，是因为英文的近代与现代是同一个词，词尾加几个字母，就是“现代化”、“现代主义者”或“拥护现代思潮的人”。他开厂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追求实现中国现代化。对于这座工厂，妹妹王光美曾回忆说：“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王光美说，家里为支持他办工厂，把卖房换得的用以应付家用和学资的几根金条给了他。那时，近代化学厂是用三轮车送货的。做生意要多处奔走，为及时收款，加快资金周转，同时节省开支，王光英便在三轮车上顺道带些货物亲自给客户送货。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后时期，王光英认识到，办厂是自谋生路，但真正的出路和希望在解放区。他向时任中共北平秘密组织负责人崔月犁表达奔赴延安、投身抗战的愿望。崔月犁劝说他，不要把做生意与革命截然分开，与共产党做生意，也是为革命作贡献。由此他便听从党组织的建议，坚持兴办民族工业，做别人不肯做的买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解放后，他带头将其经营的近代化学厂实行公私合营，并把该厂按规定分得的定息全部捐献给国家，为天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表率和促进作用。改革开放后，他担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后又受国家委托创办了光大实业公司，成为第一个总部设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掌舵者，他将自己懂经济、擅外贸、通管理的才智特长发挥得如鱼得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光英先生常自称“打工仔”——替国家打工。他还风趣谦逊地说：“我打工，有时如十月怀胎，呱呱坠地；有时是欲图报效，得到嘉许。” 但众所周知，只要是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发挥独具匠心的商业灵感和超前意识尽心竭力出色完成，以实际行动和辉煌业绩，忠实践行了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座右铭。

四、改革开放的实干家和开拓者

2007年12月，民建九大在京召开，我被推选为九届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从工商联回到民建，年届九十的王光英先生作为民建中央顾问出席了开幕会。时空轮转间，精神的传承始终在延续。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民建中央开展了“增强政党制度自信，弘扬民建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主题宣讲活动。9月26日，我到天津宣讲并调研组织建设情况时，还与会员们共同回顾了在天津奋斗和奉献过的王光英先生的光辉历史，特别是他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体制变革刚刚起步，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经济建设亟待加强。一批曾经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商海中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工商业者发挥出独特作用，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担负起历史重任，为改革开放探索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道路。王光英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民建、工商联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的“五老火锅宴”上，提出了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打开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禁区。王光英先生与“五老”有着密切联系，作为工商界的领头人物，他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同年王光英先生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财贸。他恢复了天津的老字号、大商店和天津独有的小吃糕点，保留经营特色，还打造了商业街模式，把天津的商贸搞得红红火火。1983年，王光英先生受命创建光大实业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从4月11日光大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到27日在香港宣布开业，只用半个月，他就把公司推向世界，被称作“王旋风”。王光英先生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动”中才能发展的。动则变，变则通。改革开放就是动起来。王光英先生带领光大以贸易起家、实业开路，引进海外资金、技术和设备，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多个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搭建起中西方交流互通的桥梁，为中国的开放又打开了一扇窗口。王光英执掌的光大和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并称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座“桥头堡”。

王光英先生为人诚恳、待人热忱，所交朋友遍及及海内外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等诸多领域，曾出访的国家遍布欧洲、北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地。他为我国发展友好外交关系、推进对外开放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人民外交家”的美誉。然而王光英先生从不因这些伟大成就而居功，他曾说：“如果只凭王光英三个字，那是不值几文钱的，我不是魔术师，我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我背后靠着万里长城——12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民营经济的促进派与守护人

2017年12月，民建十一大在北京召开，郝明金同志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我当选为常务副主席。会后不久的2018年春节，郝明金同志和我一行到北京医院看望了在病床上的王光英先生。8月29日先生百岁寿辰时，我又同张榕明同志一行前往送上美好祝愿。10月29日晚，当我和李世杰同志再次赶到医院时，先生已处于弥留之际。三次探望，今成永别，沉痛之情愈切。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是稳定就业和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平台。长期从事实业、领导民建和工商联工作的王光英先生，是民营经济不遗余力的推动者和促进派。我长期关注研究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尤其钦佩于先生对民营经济的实践精神和守护精神。

王光英先生作为国家领导人，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保障。为此，他投入极大精力，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积极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法治化奔走呼吁。2002年，王光英副委员长在出席贯彻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座谈会上指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保护中小企业及其出资人的合法投资，及因投资取得的合法利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小企业财产及其合法收益。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他建议，各级政府特别是有关部门应认真履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职责，制定与法律相应的规定，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在积极进行扶持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也要依法规范和引导其经营行为，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对2003年起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修订工作，历时四年，经三次审议，于2017年9月1日通过。这期间，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人大财经委员会组成人员，参与了该法律的调查研究和审议工作，并根据自己多年来深入基层和一线调研掌握的情况，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既包含了王光英先生在《中小企业促进法》出台时关注的问题，又“剑指”中小企业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这些成果的取得，相当程度上根植于我对先生关于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守护精神的学习与传承。

今天回顾王光英先生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实践精神与守护精神，对我们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再次强调“三个没有变”，并针对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提出六个方面的政策举措，表明了党中央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斯人已逝，伟业长存。王光英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我们要学习传承他为国为民、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操，学习传承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共亲密合作的坚定信念，学习传承他为改革开放事业勇于开创、敢于担当的创业精神，学习传承他对民建、工商联事业的忠诚热爱和鞠躬尽瘁的奉献品格，学习传承他心胸开阔、从容达观的人生态度。

责任编辑：范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