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榕明近日联名撰文《风范长存 精神永志——沉痛悼念孙起孟同志》，发表在3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如下：

 

    敬爱的孙起孟同志离我们而去了。

 

    3月2日上午，当我们再次匆匆赶到医院时，孙老已处于弥留之际。我们在他的病榻前，望着这位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奋斗了一生，领导中国民主建国会致力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百岁老人，安详地与世长辞了。孙老虽然走了，但他毕生爱国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为民的风范和业绩，仍然时时萦绕心头。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孙老出生于上个世纪初。那时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内受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盘剥，国家风雨飘摇，人民濒于绝境。许多志士仁人，在苦难中多方寻求富国强民之路。孙老和不少同时代的人，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基本事实，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此后，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践自己爱国、救国的抱负。

 

    青年时期，孙老进入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以其进步的思想，团结青年学生与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政策进行斗争，并逐步形成了教育救国的志向。“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孙老等进步、爱国教师的指引下，手拿小旗，身背竹筒，走向街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募捐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由于孙老当时的思想和行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旨意相悖，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迫离职到贵阳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后辗转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抉择的形势下，为组织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团结自救，争取光明前途，孙老与黄炎培等人一起，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工商业家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配合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1942年至1946年，他在昆明中华职业教育社任职期间，帮助过不少共产党员，并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电台，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忠实的朋友。1949年2月，他由沈阳抵达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随后，他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为新政协的胜利召开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孙老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和巩固政权、恢复和建设国家的崭新事业，他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参加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事务管理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重新回到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岗位，并先后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担任领导职务。他激情满怀，忘我工作，推动民建始终不渝地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一直是民建参政议政活动中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1993年，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民建中央作了《把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来抓》的大会发言。会后，民建中央组织调查组，由孙老带队，赴武汉对长江动力公司（集团）汽轮发电机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写出《成功属于勇于改革创新的人们》的调查报告。王兆国同志在看了报告后说：“民建中央领导亲自深入基层，调查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如何探索出一条新路，调查报告写得很清楚，很有启发。”随后，调查报告在《经济日报》全文发表。在此后的几年里，民建各级组织就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及时了解和准确反映社情民意是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基础性工作。上世纪90年代，在孙老的倡导下，民建把这项工作作为履行参政党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大力推动，为中央和地方的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孙老长期担任职教社的领导工作，为推动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作出了毕生的努力和突出的贡献。特别是1995年，他根据我国剩余劳动力安置就业遇到的困难，从中华职业教育社自身特点出发，提出并倡导实施温暖工程。温暖工程把扶助弱势群体作为基本任务，坚持为国分忧、为民效力，急人所急、雪中送炭，灯亮一盏、光洒成片的指导思想，累计培训50余万人次，帮助10余万人就业，为贫困生减免学费8000余万元，为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纵观孙老的一生，是在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步步前进的一生，是更富理性，更深沉的爱国奋斗的一生。

 

    多党合作制度的坚定实践者

 

    孙老亲历了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这一民建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转折，参与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不但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这一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和实践者。

 

    民建成立初期，孙老被推选为中央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负责日常工作。他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在受到国民党当局镇压、民建被迫转入地下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声援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并积极推动民建逐步摆脱“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影响。1947年以后，他与章乃器被推派为民建驻港代表，建立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1948年5月，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代表民建赴东北解放区，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党亲密合作的道路，为新中国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后，民建积极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制定。孙老与其他民建、工商联领导人一道，积极团结带动工商界人士爱国守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国家建设，参加反帝爱国和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一方面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另一方面，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做了大量沟通、联系和教育工作，协助党和政府制定与完善对工商业者的政策，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他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工商界中大力倡导以自愿为基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的自我教育，推动成员学习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逐步形成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为民建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老虽然受到监护审查，身处逆境，甚至他的子女也吃了很多苦头，但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始终坚定不移。他曾坚定而乐观地说：“我从来没后悔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孙老与其他民建领导人一起，团结带领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认真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积极兴办企业，安置待业青年，开展支边扶贫工作，并结合民建的特点和优势，探索形成了以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新路子，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开创了具有自身工作特色的新途径，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孙老在担任民建中央主席，领导民建工作的实践中，坚持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民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注重在结合上下功夫。他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民建紧密围绕经济建设，发挥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讨论，就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深入调研，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充分肯定。

 

    孙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为不断发展好、落实好、宣传好这一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于多党合作制度，孙老曾这样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人家那里抄袭来的吗？不是。当今世界上可以说还只此一家。是谁凭空想出来的吗？不是。它是从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产物。这个基本政治制度，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活土之中，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上，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不可摇撼的可靠性。”

 

    1993年，民建提出将多党合作制度纳入宪法的建议，则集中体现了孙老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深切体会和深刻思索。

 

    孙老曾说，要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特点就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是共产党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与八个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点则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有利于维护、巩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增强我们国家处理应变的巨大民族合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1989年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在孙老主持下，民建首次以党派名义作了题为《在坚持的前提下逐步完善、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大会发言，强调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多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二者密不可分的联系。1992 年12 月，孙老提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讨论修改宪法，这是一件大事，民建应当积极参与。1993年1月，孙老邀请部分民建会内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的问题举行座谈，随后民建中央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2月22日，孙老委托李崇淮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发言，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写进宪法。”3月6日，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民主协商会上，孙老再次提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民建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3月18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补充条款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的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制度的信念，要求各政党、各团体和所有公民必须认真遵从。

 

    孙老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个坚持，一个发展，二者缺一不可。不坚持，发展就会失去前提或基础，正确的方向也就难以保证；不发展，坚持就容易流于僵化，丧失其应有的生命力。因此，必须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促进这一制度的发展。他还认为，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这一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同时也和民主党派的自身努力有着深切的关系。为此，他高度重视民建的自身建设，推动全会努力提高会员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促进我国多党合作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新时期新阶段，多党合作实践有了很大发展，民建在这一制度的实施中无论是履行职能还是自身建设，都得到了长足发展。2003年底，孙老提出，要在总结14号文件颁布十几年来多党合作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一个新的文件。在2004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胡锦涛同志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在认真总结贯彻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15年经验的基础上，使多党合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据此，中共中央于2005年年初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意见》对于推进多党合作事业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展，为民主党派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和广阔的实践舞台。

 

    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领域的理论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孙老在民主党派工作和多党合作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入思考，撰写了大量关于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以及民建工作的著述文章，为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书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仇恨，并把颠覆新中国的梦想寄托在发展“民主个人主义”上。针对美国的白皮书，民建主要领导成员经过集体讨论，由孙老执笔，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发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声明揭露和驳斥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民主个人主义者”颠覆人民革命的阴谋。声明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它出现在历史舞台开始，“就受到封建的阻碍和帝国主义的摧残”，“中国近百年史黯淡的一页也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的一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这一声明，阐明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声明的发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和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这一声明在民建自身发展的道路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民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和接受《共同纲领》，奠定了思想基础。

 

    孙老担任民建领导工作以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工作结合学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多党合作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关于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正确处理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思想，关于民主党派自我教育的理论，关于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关于领导工作的系统阐述，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同异观，等等，字里行间饱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反映出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仅对民建工作，而且对认识和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1996年12月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年事虽高，但仍然坚持学习，坚持研究，撰写了“总结经验与时俱进”、“关于‘两个务必’的优良传统”、“关于领导工作的若干问题”、“关于科学发展观”等文章。最近几年，孙老尽管久病在床，但仍思维清晰。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他仍关注着多党合作理论的研究。2007年下半年，三卷本的《孙起孟文稿选编》出版后，他由于病情严重已不能说话，但仍坚持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头至尾读给他听，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执着精神使人由衷敬佩。

 

    孙老一生奉行责在人先、利居众后，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他高风亮节，光明磊落，谦虚好学，待人宽厚。孙老一向生活节俭，居家简朴，家里的床铺、桌椅、书柜多是50年代初政协机关配置、60年代折价卖给个人的老式家具。他晚年深居简出、平静恬淡，他从不祝寿，更不收礼品。但他念念不忘因灾受困的人民、家境贫寒的失学儿童，每每慷慨解囊。他的高尚品德，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不断进取的活力。

 

    孙老以100岁高龄在北京逝世，他不平凡的人生轨迹，见证了中国的沧桑巨变。作为这一伟大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先驱，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在他的身上，集中了我们民建的优良传统。我们要把他的高尚品德和崇高风范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努力发扬光大，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只有这样才真正是化悲痛为力量，才能告慰孙老的英灵。

 

    安息吧，敬爱的孙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