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两会”相继在京隆重召开，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李俊林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担当精神参加会议。他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大局、紧扣山西高质量发展任务，履行庄严使命，贡献真知灼见。

全国政协委员 李俊林

关于加快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机制重启的提案

CCER作为碳市场的补充机制，存在于自愿减排市场，是碳市场完善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CCER交易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生态平衡愿景。生态环境部规定，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CCER抵消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抵消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2017年，国家发改委暂缓受理CCER备案申请。截至CCER恢复备案前，经公示审定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已累计达2871个。从项目类型看，风电、光伏、农村户用沼气、水电等项目较多，累计成交量2.94亿吨，为已签发量的约5.5倍。CCER价格波动比较大，目前价格超过50元/吨。北京绿交所预测，未来全国碳市场将扩容至八大行业，纳入配额管理的碳排放总额规模将达到每年70亿—80亿吨，届时CCER需求量每年将在3.5亿—4亿吨左右。目前，全国业界对CCER重启的呼声很高，是否重启、何时重启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CCER机制暂停，直接受影响的是控排企业无法向实施“碳抵消”活动的企业购买可用于抵消自身碳排放的核证量，致使搞活碳市场和提高市场活跃度的难度进一步加大。2022年度全国碳市场交易额同比下降51%，CCER机制暂停是重大原因之一。

1.不利于完善碳交易机制。CCER为我国实行总量控制的碳交易体系带来了抵消机制，给予控排企业除购买碳配额外的更多选择。与配额相比，CCER具有价格优势，可以降低控排企业履约成本，提高整体碳市场履约率。CCER机制暂停，限制了控排企业的市场化选择，造成履约成本大幅增高。

2.不利于扩大参与碳市场的交易主体范围。目前能够参与配额交易的主体只有发电行业的控排企业，更多自愿减排项目主体无法参与市场交易，让“增加碳市场体量”成为一句空话。

3.不利于促进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CCER机制下，更多企业可利用市场化手段主动参与节能减排，着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合理运用资源参与CCER交易，降低企业碳排放，从而有利于全社会层面实现碳中和目标。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快解决CCER机制重启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项目类型存在争议问题，方法学不适用行业发展问题，监管与执行困难问题，项目审批的效率问题，历史遗留项目的准入问题，不同类型CCER是否要区别对待问题，碳市场立法和配套管理办法协同问题，CCER交易的税务问题等八个问题。

二、加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简称《条例》。作为我国碳市场的“根本大法”和双碳“1+N”政策体系的重要一环，2022年7月《条例》列入国务院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但是立法进程需要提速。同时，《条例》应有鼓励交易主体多元化条款，以提升市场活跃度。

三、避免法规之间、法规与标准之间发生冲突重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生态环境部具体负责，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林草局、国家能源局等有关部委协同配合，全国性有关科研院所、有关行业标准协会有效参与，同时广泛征求行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领军人物意见建议，对现行涉及CCER机制重启的法规和标准进行全面梳理，从顶层和源头确保法规之间、法规与标准之间的一致性、协同性，确保CCER机制重启后无障碍顺利运行。

四、中央给予山西倾斜政策，成立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作为全国唯一的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山西承担着全国能源保供任务同时又承担着巨大的碳排放压力，把国家级绿色交易所放在山西，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对全国、对山西都是有利的，山西目前的“山西环境能源交易中心”可以直接升级为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交所虽然是全国首个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但这不妨碍山西也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