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全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优良传统的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会的优良传统是会的政党实践的历史总结，是一代一代民建成员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努力弘扬会的优良传统，对于全会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不断推进会的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本会成立60 周年时形成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中对会的优良传统作了新的表述，即坚持爱国主义、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持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坚持与经济界的紧密联系、努力发挥会的特色，坚持与时俱进、在自我教育中不断提高会的素质。这“五个坚持”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胡锦涛同志的充分肯定。

    为了在全会进一步弘扬会的优良传统，动员全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发进取，建功立业，会中央决定在全会广泛开展优良传统的宣讲活动。为便于活动的开展，在张榕明同志的主持下，组织会的理论委员会以及宣传部门的力量，收集和研究了大量资料，经过多方面讨论和征求意见，编写形成了目前这篇宣讲稿提供各地参考。我希望会的各级组织结合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探索和利用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在会员中广泛开展优良传统的宣讲活动，进一步激发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陈昌智

                                                                                        2008 年12 月

    中国民主建国会自1945 年12 月16 日成立以来，走过了60 多年的光辉历程。60 多年来，民建顺应时代要求和形势的发展变化，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竭诚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对组织和动员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建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民建九大通过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将民建的优良传统概括为五个方面：坚持爱国主义、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持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坚持与经济界的紧密联系、努力发挥会的特色，坚持与时俱进、在自我教育中不断提高会的素质。这些优良传统是民建不断前进发展的行为准则和强大动力，是民建宝贵的精神财富。

    民建的优良传统，是伴随民建60 多年的风雨征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民建的酝酿和成立，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面临前途和命运抉择的关键时期。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摧残下，生存极为艰难或濒于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感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于是，一部分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经过酝酿筹备，由黄炎培[1]、胡厥文[2]、章乃器[3]、施复亮[4]、孙起孟[5] 等134 人签名发起，于1945 年12 月16 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成立了民主建国会。从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民建成立时提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民主、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教育要普及、文化要繁荣的政治主张，充分表明民建自诞生之日起，就把自身的事业同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具有爱国、进步的性质，爱国主义是民建产生的思想基础。

    民建成立之后，立即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坚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在严酷的斗争中，民建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经历了联共反蒋、支持中共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过程，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1948 年民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明确作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抉择。

    新中国成立前夕，民建积极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制定。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中，民建界别会员有12 名，在其他界别中的民建会员以及后来加入民建的政协代表有40 多名。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包括民建在内的民主党派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格局。这一时期，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多党合作，民建在认识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飞跃。民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贯彻《共同纲领》，参加国家政权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教育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改造，带动工商界人士爱国守法、依法纳税、支援国家建设，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做了大量工作。在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中，民建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作出了突出贡献。1953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着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建配合中共和政府，积极开展自我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分子，团结和带动广大工商业者，在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上接受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为顺利完成和平改造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成功实践，对于民建来说，还形成了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建的许多会员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甚至遭到打击迫害，但绝大多数会员始终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民建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尽心竭力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努力发挥参政党作用，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献计出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民建对自身优良传统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民建三大在总结长期实践“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口号的基础上，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优良传统的阶段性发展。在民建成立40 周年之际，总结出了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党密切合作，一道前进；坚持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三大优良传统。坚持和不断发展这些优良传统，使民建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和可靠的思想保障。在民建成立50 周年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坚持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民建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基本经验，使之成为推动全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进入新时期以来，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参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参政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民建七大提出了把本会建设成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制度上健全，充满活力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的目标。进入新世纪以后，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竭诚奋斗，同时也为民建的优良传统增添了新的内涵。民建成立60 周年时，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期会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未来会的建设，总结形成了“五个坚持”和“四种精神”。全会一致认为这是对民建优良传统的丰富和发展。据此，民建九大在修改章程时，对会的优良传统作了新的表述，把对优良传统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民建的优良传统，凝结了一代又一代民建会员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凝聚了60 多年来民建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全会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二、民建优良传统的基本内涵

    民建的优良传统内涵丰富，贯穿了民建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是民建自身活力的重要构成因素，是民建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

    （一）坚持爱国主义，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的情感、思想、信念、行为的总称，集中地表现为人们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不惜牺牲一切，甚至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对于民建来说，爱国主义是民建的立会之本、前进之基、兴会之源，是民建不断传承的宝贵财富，对民建的历史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爱国主义是民建成立的思想基础。民建的成立，是从爱国开始的，离开爱国，也就不会有民建。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内受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盘剥，国家风雨飘摇，人民濒于绝境。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和老同志多方寻求强国富民之路。1917 年，黄炎培在上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并明确宣告：“职教社的唯一信仰就是爱国、报国”、“一切一切为的是中华”，赋予职业教育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1921 年，26 岁的胡厥文目睹国家危难，便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开始了实业救国道路的探索。“九· 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胡厥文深感国难当头，焉能安业？于是团结同业，立刻投入到抗战洪流之中，并与黄炎培合作，发动工商界支援抗战。淞沪抗战中，他动员、组织上海几十家企业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临时工厂，爱国企业家们日夜赶制手榴弹、炮弹、地雷、水雷，支援前线守军。几十天里，胡厥文日夜奔忙，无暇理发剃须，竟至鬓髯盈颊，大家尊称他为“胡子”。他索性蓄须以记国难，并且表示，要待抗战胜利了再剃。1937 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的军需民用，避免工厂和物资落入敌人手中，胡厥文又多方奔走，积极参与发起、组织江、浙、沪、宁百余家民营工厂内迁，并带头把自己所有的企业迁往内地。途中历经千难万险，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胡厥文的长城砖瓦厂和新民湘厂在迁移中损失殆尽，但他置个人利害于不顾，心里装的是国家民族的需要，全力扑在把146 家工厂、1.46 万吨物资和2500 多名员工迁到后方这一重大行动上。在他和众多爱国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沿海民营企业迁入四川、陕西等地的有452 家，这些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不仅在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支援抗战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大后方工业的开拓与建设、改变全国工业布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工业的内迁，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爱国壮举，也是我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抗战胜利之初，亡国的威胁虽然已经解除，但能否和平、民主建国的问题，又严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了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一批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

    民建一经成立，就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为促使旧政协会议成功，民建多次举行报告演讲会，动员社会舆论支持，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旧政协会议上的斗争，同时也拉开了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序幕。解放战争中，民建积极配合大城市的解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天津是民族工商业者比较集中的地区，平津战役期间，稳定工商界情绪，不仅关系到天津日后生产的恢复，也对其他城市有重要影响。李烛尘[6] 以天津市参议会议长的身份，日夜奔走各方，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为避免天津毁于战火，他还极力劝告市长杜建时、警察局长李汉元等放下武器，争取和平解放。天津解放之际，李汉元下令释放了全部在押人员，解除了全体警官的武装，并下令各分局和保安大队维持治安，防止发生破坏和抢劫。为迎接上海解放，1949 年4 月24 日，黄炎培在电台作了《为人民解放军迫近上海，劝上海同胞作局部和平运动》的讲话。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起草了《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工商业者维持并恢复生产，协助人民解放事业的开展。姚惠泉[7] 等会员还把上海碉堡分布图及时送到解放军部队，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6 月25 日，黄炎培等9 位民建会员被中共聘请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在接管上海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残余部队聚集四川，扬言要在撤退前炸毁工厂，破坏一切设施。黄墨涵[8] 等一方面做通成都警备司令部以及驻守国民党部队上层人士的工作，通过他们派出部队守卫工厂、商店；一方面组织工人护厂队保全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完成了配合和迎接成都解放的光荣任务。在解放战争中，民建会员黄竞武[9]、姜化民[10]、郑太朴[11] 三位烈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可歌可泣的壮举，将永远激励我们胸怀爱国之志，沿着爱国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2、爱国主义是民建不断前进发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建会之初，民建只有134 名会员，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爱国主义是民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遵从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大规模经济建设亟需资金，政府便多次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国家建设公债。民建会员不但踊跃认购，而且担任了各地公债推销组织的负责人。在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过程中，荣毅仁[12] 代表申新纺织系统认购了60 万份。在民建会员的带动下，上海工商界掀起了认购热潮，共认购2670 多万份，占上海公债总数的89%。北京市分会接受了推销170 万份公债的任务，超额完成了6.4 万份。武汉会员李国伟[13]、华煜卿[14] 代表申福新公司认购71 亿元（旧币）。1978 年李国伟逝世后，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保存的债券上都盖有“支援建设、永不兑现”的印章。在平抑物价的过程中，刘靖基[15] 将价值100 多万美金的瑞士新纱锭从香港运到上海投资办厂，发展生产。民建工商业者会员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设，体现了对伟大祖国的赤胆忠心。

    抗美援朝期间，民建发动爱国工商界疏通物资、稳定市场、发展生产、巩固经济、踊跃纳税、保障供给，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950 年11 月，天津工商界在李烛尘、毕鸣歧[16]、朱继圣[17]的率领下，举行了抗美援朝大游行。北京、上海等21 个市也相继组织了大游行，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在民建会员的倡议下，爱国工商界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爱国工商界共捐献飞机623 架，现金29 亿元（旧币）。当时，一架飞机约合15 亿元（旧币），爱国工商界捐献的飞机和现金加起来总计是9374 亿元（旧币）。按中国人民银行新旧币兑换率1:10000 的比例计算，爱国工商界捐献的飞机和现金折合人民币就是9374 万元。当时我国物价水平很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月工资平均仅为三、四十元。据记载，在各地捐献的飞机中，民建会员企业捐献的飞机约占工商界捐献总数的40% 以上。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民建会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无私地捐赠了巨额财产，作出了很大贡献。此外，不少民建会员或会员的亲属积极参军赴朝作战，胡厥文、胡子昂[18]、吴蕴初[19] 等人还把自己的子女送上前线。吴蕴初说：“我爱我的女儿，但更爱我的祖国。”民建还派代表分批参加赴朝慰问团，到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保家卫国的运动中，民建会员为祖国奉献了一片赤子之心。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建的一些工商界会员就接受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中级形式，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士还积极申请，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或将企业转为国营。1949 年，吴羹梅[20] 将中国标准铅笔厂与哈尔滨企业公司合营，创办了公私合营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同年9 月，时任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的古耕虞[21] 应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因途中船只不顺没有赶上。10 月4 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家中专门接见了古耕虞，古耕虞表示愿把四川畜产公司和个人财产一并交给国家。古耕虞是中国畜产方面的专家，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从商，享有“猪鬃大王”的美誉。那个时候，他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100 万美元，公司的资产就更多了，完全可以到海外过优裕的生活，但他毫不栈恋个人的财产，心里装的是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同年，李烛尘代表“永、久、黄”企业集团提出公私合营的要求，刘国钧[22] 的江苏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实行了公私合营。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民建组织和工商业者会员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1956 年1 月，以乐松生[23] 为首的北京市327 家私营国药店举行会议，一致拥护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北京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上，乐松生向毛泽东献上了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荣毅仁、胡厥文、王光英[24]、万国权[25]、陈铭珊[26] 等不仅将自己经营的企业率先实行公私合营，而且还积极向工商界进行宣传。在1956 年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李烛尘、盛丕华[27] 率领24 个省（区）和北京、天津、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和家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主要领导人报喜。民建广大工商界会员，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公私关系，顺利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其中爱国主义的立场和精神起着重要作用。

    3、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民建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爱国主义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具有顺应大势所趋，反映民心所向，与社会发展同步前进的特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民建会员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民建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上世纪80 年代初，广大民建会员以强烈的报国热情和主人翁责任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以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为主要形式的新路子。在工商专业培训方面，各级组织纷纷成立培训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比如，汤元炳[28] 倡导并组织浙江民建、工商联创办了钱江业余学校。到1983 年，民建、工商联合作创办各类学校61 所，培训学员近8 万人；举办各类培训班877 期，培训学员4 万多人；近1300 名会员在各类培训班开办讲座，听讲学员31 万人（次）；2500 名会员在工作岗位上传授技术，培训学员3 万多人；自编教材12 类、562 种。同时，民建各级组织广泛开展了支边扶贫工作，不少会员不计时间报酬，不怕山高路远，不畏酷暑严寒，发挥他们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特长，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培训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各地民建以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宁夏、四川、广东、新疆、青海等省的老少边穷地区为重点，先后组织会员700 多人（次），开展咨询服务活动。推动东部地区与老少边穷地区建立对口协作关系，使支边扶贫工作有组织、有成效地开展。民建各级组织和会员在国家建设中焕发出来的创造热情，正是爱国主义传统的生动写照。

    长期以来，当国家面临重大事件考验时，许多会员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在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击冰雪灾害、抗震救灾过程中，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积极行动，从会中央到地方组织，从领导干部到普通会员，大家都倾其所能、尽其所力、担其所责，协助中共和政府做好抗灾救灾工作。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民建中央迅速反应，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及时发出了《关于做好抗震救灾及捐款捐物工作的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举全会之力支援抗震救灾，并保证把捐款人的每一分钱都用到灾区人民身上。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迅速行动，在踊跃捐款捐物的同时，积极为灾后重建建言献策。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按照会中央的统一部署，举办多场赈灾募捐活动，得到会员企业的积极响应。灾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不顾余震威胁，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抗震救灾过程中，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谱写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涌现出大批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民建会员、江油市副市长李盛银[29] 正在主持会议时，地震发生了，他呼唤大家赶紧逃生，自己却被压在废墟中身亡。李盛银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自己却不幸遇难，达到了大爱无私、大爱无疆的境界。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会中央评选表彰了698 名会员。他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义举，“感同身受、解囊相助”的善行，“群策群力、共克时艰”的豪情，“舍生忘死、成仁取义”的事迹，为爱国主义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元素，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民建爱国主义传统的生动实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民建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全会的奋斗目标，认真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6 年9 月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上，民建有15 个先进集体、50 名先进个人受到了表彰。同时，民建努力发挥与港澳台联系广泛的优势，开展同港澳台地区以及华人工商界人士的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活动。进入新世纪，围绕“维护港澳稳定、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这一主题，针对“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积极开展“反独促统”工作，加强了与台湾经济界、教育界、文化界以及台湾南部地区的交流，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以实际行动诠释着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

    综上可见，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民建的先辈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是爱国；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会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爱国；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会员满怀热情地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也是爱国。这些表现一脉相承，丰富和发展了民建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建会员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

    当今世界是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就要把我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建国之才，转化为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的效国之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二）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

    民建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历史。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自觉的、正确的抉择，也是民建的基本政治立场。

    1、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郑重的历史抉择。抗战胜利前夕，人们关注着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就在此时，黄炎培访问延安，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燃起了新的信心，为发起和筹组民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建在成立宣言中曾经提出：“我们对于一切为民主建国而努力的党派及个人，都愿保持极度的友善，然而同时保留对于任何方面的完全的批评自由，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和平奋斗的典型。”但是接下来的现实给了民建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1946 年初，民建推派章乃器、徐崇林[30]、胡子婴[31] 等分别联系重庆的23 个单位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协进会先后举行了8 次各界民众大会，从第四次会议开始，在场所较大的沧白堂举行。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慌，屡次派出特务进行骚扰破坏。在后几次大会上，国民党特务狂呼乱叫、包围谩骂、敲小锣、扔石子、放爆竹，疯狂破坏。对于国民党特务的这一连串破坏活动，历史上称为“沧白堂事件”。1946 年1 月31 日，政治协商会议刚闭幕，签订的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加紧部署内战。对此，民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重庆联合了20 多个团体，于2 月10 日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大会开始前，国民党特务不仅扰乱会议议程，还在台上台下大打出手。李公朴[32] 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施复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幸好被胡子昂用车救走。主席团成员和群众受伤的有60 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陪都血案”，又称“较场口事件”。为了反对内战，民建与上海的52 个政治团体联合，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同年6 月，联合会推派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列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请愿团成员遭到数百名伪装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围殴，长达四五个小时。阎宝航[33]、马叙伦[34]、雷洁琼[35] 等被打得多处受伤，血流满面，财物被抢。“下关事件”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闻讯即刻到医院慰问。民建在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中，每一次遭受打击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来慰问、来支持、来声援。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民建成立之初，曾有人主张“中间路线”，希望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结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造成举足轻重的地位”。 1947 年5 月，国民党发表了《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声称“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随后，又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逮捕了大批民主人士。10 月，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而民建从成立时起，就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倍受迫害和镇压，民建会所数次被查抄。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民建由公开活动被迫转入秘密的地下斗争，将会员分编成若干小组分散活动。与国民党相反，对民建的民主斗争，中共积极支持，并在政治上、道义上给予了许多帮助。经过反复挫折的教训和中共的争取与帮助，民建的先辈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政治理想。黄炎培曾感慨地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胡厥文也曾说：“马克思主义我不懂，但共产党主张民主，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吸引了我。使我这个本来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进入政治舞台，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

    1948 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4 月30 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共23 条，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口号发布后，在港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声明，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当时，国民党还在掌权，国民党政府仍是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而民建总部还设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5 月14 日，盛康年[36] 从香港带着沈钧儒[37] 给黄炎培的信回到上海，陈述在港各民主党派的立场和行动。5 月23 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组建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民建发展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政治立场。1949 年1 月，包括民建几位领导人在内的55 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同年8 月，针对美国污蔑中国革命的美中关系白皮书，民建又发表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声明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开始，“就受到封建的阻碍和帝国主义的摧残”，通过长期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懂得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这一声明，阐明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同年，民建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与召开，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并将《共同纲领》作为民建的政治纲领。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一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纪元。

    2、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长期遵循的根本政治准则。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历史的继承，也是民建存在、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必然选择，是民建事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要保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6 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有3 名是非中共人士；在56 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24 名是非中共人士；在4 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2 名是非中共人士。很多民建会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职务。黄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南汉宸[38] 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章乃器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孙起孟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施复亮任劳动部副部长，陈维稷[39] 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王绍鏊[40] 任财政部副部长，吴觉农[41] 任农业部副部长，杨卫玉[42]、王新元[43] 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章元善[44]、盛康年、周士观[45] 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孙晓村[46] 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计划局副局长，吴羹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私营企业局副局长。还有一批民建会员在地方人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比如，乐松生任北京市副市长，盛丕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市长，毕鸣歧任天津市副市长，巩天民[47] 任沈阳市副市长。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并分担管理和建设新中国的重任，既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诚意，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创伟业，民建自身也不断取得进步，不断得到发展。对于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建在认识上也不断深化。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商界家喻户晓的“听、跟、走”口号，到改革开放初期“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再到80 年代坚持把中共的理论路线与民建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基本经验，以及后来提出的建会目标，都深刻体现了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政治立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在广大民建会员心中深深扎根。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挫折，民建都始终做到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变，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同心同德的政治态度不变，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精神不变。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民建正是由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发挥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所作为，不断成长进步，得到人民群众和历史的肯定。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就把握住了民建优良传统的核心，就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迈出更加坚定有力的步伐。

    （三）坚持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

    始终不渝地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参政议政，是民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深厚思想基础，是民建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政治理念和行动准则，也是民建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不断走向成熟，不断作出贡献的根本原因之一。

    1、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民建的价值追求和共同理念。民建是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诞生的，黄炎培在成立大会上曾说：“对于人民有利之行动，我们都赞成，反之，有害于民众之行动，我们坚决反对。”《平民》发刊词又公开宣告：“民主建国会是为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团体”。可见，民建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遵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民建坚持服从人民、服务人民，凝聚全会力量，致力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不懈努力。在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过程中，黄炎培参与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和贯彻，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做了大量工作。
 
    建国初期，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为克服财经困难，稳定物价、安定民生，章乃器向周恩来建议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解放后民建最早的建议。1949 年1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发行公债的决定。随后民建总会发出《关于公债宣传的几点意见》，要求会员积极认购，踊跃参加公债的推销工作。在“五反”运动中，不少地方和单位在做法上曾一度出现简单粗暴的情况，使一些工商业者失去了生产经营的信心。黄炎培等通过调查研究，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于是中共中央及时予以了纠正。这些都是民建老一辈参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1979年1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48]、古耕虞五位民建、工商联老同志，“五老”中有4 位是民建会员。邓小平首先提出，听说你们对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五老”纷纷发表意见，胡厥文说，原工商业者的专长不能得到发挥，统战部的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胡子昂补充说，原工商业者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是大有人力可挖的。荣毅仁提出，吸引外资需要有一个部门，避免多头对外。古耕虞谈到，只有明确建国以来17 年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才能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他建议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并递交了书面建议。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民建老一辈直接向邓小平提的建议。邓小平认真听取了“五老”的意见，提出要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在时隔不久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 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对邓小平的讲话，广大民建会员欢欣鼓舞，称之为“脱帽加冕”，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热情空前迸发。

    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民建把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作为工作重点，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向中共和政府建言献策。吴羹梅、汤蒂因[49]、徐正元[50] 提出的《关于搞好我国制笔工业调整工作的意见》和《增加细杆铅笔产量多创外汇的建议》送达轻工业部部长宋季文后，宋部长即约吴羹梅面谈，进一步征求意见，并表示采纳。1981 年4 月，胡厥文考察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后，写出了《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送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胡耀邦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的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在中共和政府的支持下，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从会员实际出发，选择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全国性调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政策性建议。民建、工商联根据胡厥文考察发现的机械设备管理和维修中存在的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1983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基本上采纳了这些建议。1981 年9 月至1982 年初，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又发动28 个地方组织，集中开展中药生产经营问题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会同农工党中央召开中药专业咨询座谈会，形成了《关于扶植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胡耀邦在批示中说：“党外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事业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把这个材料转给专管此事的同志，并请他们同这批党外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能把中药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1983 年5 月，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后，受到重视和采纳。民建的地方组织也积极开展专题调研，向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民建武汉市委主委、武汉大学教授李崇淮[51] 在对武汉市情进行深入研究后，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武汉市及早建成华中的经济中心》的议案，得到胡耀邦的充分肯定。武汉市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1985 年1 月隆重举行大会，向他颁发第一号嘉奖令，表彰他为武汉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

    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拨乱反正后的几年间，大批知识青年回城，平均每年需要安置700 多万人就业，就业困难是当时国家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民建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为解决就业问题，在1979 年6 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民建、工商联的82 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广开就业门路，培养就业能力》的提案。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此建议的基础上发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同时，民建还充分发挥会员优势，兴办或协助创办多种形式的集体企业，拓宽就业渠道。许多地方组织和会员也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工商集体企业，培训和安置了大量待业青年。比如，北京市民建、工商联协助有关部门创办了著名的“大碗茶”和稻香村食品厂等街道企业。这些创举，为解决当时的就业难问题，作出了积极而突出的贡献。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修改宪法是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件大事。1992 年12 月，孙起孟提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讨论修改宪法，这是一件大事，民建应当积极参与。1993 年1 月，孙起孟邀请部分会内外法律工作者座谈修宪问题。随后，民建中央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2 月22 日，民建中央委托李崇淮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三十次常委会议上发言，建议将多党合作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写进宪法。万里听后说：“李崇淮的建议很好，宪法上应该增加这个内容，可以把他的发言转乔石同志（修改宪法小组组长）阅。”3 月1 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3 月6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上，孙起孟再次就宪法修改向江泽民面陈民建中央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正式写入宪法修正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实践中共同创造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定，成为国家意志，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

    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巩固和扩大国家的政权基础，具有重大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建都有大批会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政府和司法部门任职，这些同志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邃衡[52] 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陈邃衡曾两次出任南京市副市长。他关心人民疾苦，认真负责地办理群众热切盼望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陈邃衡有一个标号301 号的检查员袖章，他天天带在身上，随时上街检查卫生，节假日也不例外，当时南京3000 多名环卫工人大多都认识他，市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路市长”。陈邃衡深有感触地说：“我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深深感到只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实事，无私奉献，这样的人生才更有意义。”

    遵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以实际行动积极实践，已经成为全会共同的努力方向和行动理念。

    2、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民建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进入新世纪以来，民建始终不渝地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促进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根本任务，紧紧围绕中共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民建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三农”问题、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发展虚拟经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证券市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等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采纳。1998 年3 月，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一号提案”。在高层协商过程中，成思危[53] 向中共中央建议，应高度重视虚拟经济。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采纳了虚拟经济和风险投资的理念，并作为中共中央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几年，民建还就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房地产、外汇储备、中小企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等问题向中共中央积极建言。在2006 年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民建提出了《关于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提案》，被列为“一号提案”，受到普遍关注。此外，成思危提出的《对管好和用好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2007 年民建提出《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廉租房制度建设的建议》，经温家宝总理批转后，建设部部长专程率队与会中央领导共同研究落实事宜。此后，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吸纳了民建的4 条建议。2008 年7 月，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提出《关于加强农村环保工作的建议》，温家宝总理批示：“所提建议值得重视，请环保部会同农业部、中农办研究提出意见。”民建把实施优势领域作为提高参政议政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战略，在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发挥积极作用。

    及时了解和准确反映社情民意是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基础性工作。民建一贯重视反映社情民意工作。早在公私合营期间，民建的社情民意工作就发挥了独特作用。上世纪90 年代，在孙起孟的倡导下，民建把这项工作作为履行参政党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大力推动，形成了一整套工作机制，连续十多年荣获全国政协表彰。新世纪以来，民建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准确地做好反映社情民意工作，为中央和地方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服务，使中共和政府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民建坚持围绕中共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参政议政，在整合力量、规范工作、完善机制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新时期以来，会中央集全会之力，调动会内外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参政议政，逐步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系的参政议政工作机制。经过多年实践，民建已经在参政议政方面形成了一些优势领域，如金融、企业管理、社会保障等，关注的领域还在不断拓展延伸。民建的社会服务工作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实践，也以关注民生为切入点，鼓励和引导广大会员特别是企业家会员积极投身扶贫和公益事业，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阶段扶贫工作重点，在为贫困地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人民的事业最广阔、最有生命力，只有完全彻底地融入人民的事业，民建才会有无限光明的前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继承和发扬参政为民的优良传统，要求我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知民情、顺民愿、惜民力、集民智，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实地调查，开展深入研究，多建科学发展之言，多献共建和谐之策，多尽富民惠民之力。

    （四）坚持与经济界的紧密联系，努力发挥会的特色

    与经济界紧密联系，是民建的历史传统和会员的组成特征，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界别特色，是民建区别于其他民主党派的明显标志，也是民建作为参政党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作用的基本优势。

    1、经济界特色是民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民建经济界特色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它发轫于成立之初，展现于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发扬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并将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进一步彰显。

    民建成立时，会员大约有一半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有一半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成立之初就奠定了界别特色的基础。

    1949年5月26日，周恩来在北平邀集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等12 位民建理、监事聚餐，讨论民建的前途和今后的分工问题。周恩来提议，民建应团结、教育、领导工商业者，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他建议民建再吸收一些私营及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参加。大家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民建以民族工商业者为骨干，包括国营企业管理人员为重点对象的方针。自此，民建接受这一分工，积极主动地配合中共和政府做好民族工商业者的工作。

    建国初期，各民主党派根据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历史联系，协商确定了各自工作的范围和发展对象。1952 年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确定的主要任务是“密切联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民建的主要发展对象，是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拥护《共同纲领》的工商业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同时吸收有代表性的中小工商业者，适当数量的私营企业高级职员，财经机关、公营企业工作人员及进步知识分子。经过努力，民建在全国大中城市的工商界中吸收了一大批上层代表人物，如荣毅仁、郭棣活[54]、刘靖基、刘鸿生[55]、吴蕴初、乐松生、童少生[56]、古耕虞等，这使民建比过去扩大了群众联系和社会影响。

    1955年，民建一大章程中规定，“以工商业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为吸收会员的主要对象，并适当吸收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员和其他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确定了延续至今民建在界别上的基本面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适应这一变化，民建的发展对象也作了比较大的调整，由原来的民族工商业者及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逐步扩展为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和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经济教学、研究人员，有关专家学者以及财经部门的中高级人员。民建五大通过的章程，进一步明确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至此，民建的主体由成立之初的工商界拓展到经济界。随着改革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经济界人士”的内涵更加丰富，为民建的组织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民建七大进一步强调发展会员要以经济界人士为主，明确发展对象是：大中型企业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财经、金融机构的中高级人员，经济研究、教学人员，以及其他有志于民建事业的代表性人士；适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要求，民建八大提出“会的组织发展工作要着眼于提高素质，改善结构，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会的主体结构逐步形成以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与经济界联系的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基本队伍，更加鲜明地体现本会作为密切联系经济界人士参政党的特色”，进一步确立了新世纪新阶段民建的基本构成和界别特点。

    60多年来，民建的发展对象虽然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称谓上有“实业界”、“工商界”、“经济界”的区别，但是民建与工商经济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的特点却始终未曾改变。经过全会各级组织的共同努力，民建的组织不断发展，队伍结构明显改善，初步形成了两支基本队伍。一批批优秀的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入会，不但为民建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会的活力，而且使民建联系经济界的特色更加鲜明。目前，全会有经济界会员近9万人，占会员总数的2/3以上。

    2、经济界特色是民建发挥参政党作用的优势所在。民建与经济界密切联系的特色，不仅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任务的要求，为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避免了与其他党派主体构成和工作内容的趋同化。

    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为了完成对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任务，民建积极组织会员及其所联系的工商业者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帮助他们在思想上适应所有制的变革，在行动上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使他们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这一过程中，民建组织发挥了“一教育、二代表”的特殊历史作用，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民建的界别特色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受到中共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79年，在荣毅仁、王光英的努力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成立。它们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做好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也积极行动起来，兴办企业，安排就业，为“四化”出力，为发展经济献策。1979年至1982年底，各地民建、工商联共组织6000多名会员，自办集体企业208家、合办133家、协办3003家，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人。这些企业的创办，不仅为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为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改革开放初期，国外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怀有疑虑，我国的很多官员也不懂与国外打交道的规则，又缺乏外语人才，尤其是懂经贸的外语人才。民建的老一辈们纷纷出山，利用过去的影响和同国外的联系，积极开展对外联络，宣传我国的形势和政策，为企业牵线搭桥。1979年11月底，应香港渣打银行总经理布朗的邀请，孙起孟、刘念智[57]等赴香港参加香港经营管理协会举行的年会。在会议上，他们热情宣传大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并就合作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与有关方面进行了探讨。1980年11月，应香港中华总商会的邀请，以胡子昂为团长，由孙晓村、胡子婴、古耕虞、刘靖基、张敬礼[58] 等组成的工商界代表团访问香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工商界第一次组团访问香港，受到香港工商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这些活动对加强同香港工商界人士的联系，宣传改革开放的政策，招商引资，起了很好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民建四大召开前的5年间，经民建、工商联牵线搭桥达成协议的各种项目有337项，总金额达2亿多美元。

    为了适应搞活经济的需要，民建许多地方组织把离退休的会员组织起来，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组成“四化服务队”，奔赴各地开展经济咨询和各种技能的培训，协助创办集体企业。1991年，全会开展了“为质量、品种、效益年献计出力”活动。各级组织和会员行动起来，提建议，献良策，办实事，作贡献，搞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果。民建发挥自身特色，团结带动工商界，为“四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民建积极探索以经济界人士为主体的参政党履行职能规律，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整合会内外资源，调动会员的积极性，通过不断实践和探索，在参政议政实践中，初步形成了金融、风险投资、企业管理、社会保障、非公有制经济等比较具有优势的领域，并逐步扩展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住房保障、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环境保护、国际贸易、现代服务业、创意产业、老龄事业等方面，把我们的界别特色化为参政议政、发挥作用的优势。民建在高层协商会上的发言和向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都紧紧围绕经济发展的中心，凸显了经济界的特色，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体现了自身的参政能力与价值。

    民建中央从战略高度、用创新的思维对待自身特色问题，创新工作载体和平台，搭建深入社会、深入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使参政议政工作向社会延伸。发起于1998年的“中国风险投资论坛”，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了10届，在促进科技进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加速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稳步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起于2003年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现已连续举办了6届，为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高民建企业家会员的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两个论坛的成功举办，拓展了民建参政议政实践的新途径。2004年创办的建华企业家课堂，已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区举办专题讲座140余场，培训会员会友近4万人次，在帮助广大会员和会友开拓思路、增长知识、了解信息、提高综合素质的同时，也成为民建会员与经济界人士、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交流的平台，受到会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与经济界紧密联系的特色为民建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1998年抗洪救灾期间，全会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情系灾区，捐赠人民币4124.6万元，港币1008.9万元，价值876.2万元的物品，还有10.4万件的衣被毛毯。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全会捐款捐物达1.4亿多元，有331位先进个人受到会中央的表彰。为了支持企业家会员发起的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投身扶贫和公益事业的倡仪，2005年12月，民建中央启动了“思源工程”。2007年7月成立了“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各级组织通过实施“思源工程”，在扶贫开发、智力支边、帮困助学、抗害救灾、咨询培训等方面，为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8年南方发生雨雪冰冻灾害期间，会中央及时协调基金会与有关单位，联合开展了“思源• 冰雪援助行动”，将募集的613.5万元款物及时发给了受灾比较严重的7个省份。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纷纷慷慨解囊，14个省级组织捐款达1165万元，捐赠棉被300件，蜡烛140箱。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通过各种渠道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共计5.9亿元。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共收到捐款捐物5757.9万元，会中央及时将募集到的资金拨付灾区，支援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基金会荣获“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称号。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点，使民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发挥重要作用，赢得了社会赞誉。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建要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的要求，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独特作用，就要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着眼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献服务发展之策，多尽加快发展之力，多做支持发展之事。努力开拓服务社会的新领域新途径，继续协助有关方面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工作，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坚持与时俱进，在自我教育中不断提高会的整体素质

    自我教育，就是坚持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通过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与时俱进的能力。长期以来，民建通过坚持不懈的自我教育，不断提高会的整体素质和参政能力，并在思想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形成了民建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

    1、自我教育是提高认识、增强会内团结的有效方法。早在1946 年1 月12 日，孙起孟就在《民主建国会另一面的意义》中提出过自我教育的问题。他说：“民主建国会，依我看，也可以看作中国的原无党派关系的市民们，以生产界文化界为主干，依据民主和建设的原则，团结组织自我教育的团体，我个人参加这个团体，不仅为了希望中国实现我们所提出的政纲，而且为了加强这一方面的自我教育。”

    民建在政党实践中，遵循自我教育的思想，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积极推动会员的自我教育，协助中共顺利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引起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疑虑和不安。和平改造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要有工商界的自愿。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工商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计划地培养骨干，并经他们说服、带动广大工商业者。为了帮助会员学习和了解过渡时期中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协助做好贯彻总路线的工作，民建先后召开了总会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全会坚决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改造方针，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为实现总路线而奋斗。在随后的工作中，民建各级组织和会员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孙晓村凭借他与工商界的历史关系和较高的威望，耐心地做宣传说服工作，帮助许多工商业者顺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所有制变革中，民建贯彻中共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实行以自愿为基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以充分调动积极性为目标的自我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分子，团结教育会员和广大工商业者，使其在认识和行动上积极接受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是我国多党合作事业一次举世瞩目的成功实践，同时也是民建自我教育的一次成功实践。

    1956年11月召开的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是进行自我教育的一次重要实践。会议期间，就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这次会议使会的中央领导集体得到一次通过自我教育解决会内矛盾的锻炼。对于这次会议，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一届二中全会使民建的自我教育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959年12月，民建二大形成并认真贯彻了“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原则，对当时我国工商业者所处的地位、工商业者与中共的关系、工商业者应有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进一步取得了共识，坚定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种和风细雨、发扬民主的形式，是民建通过自我教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又一次重要实践。

    通过这些实践，运用自我教育的方法，提高会员的觉悟程度和思想认识水平，提高会的组织程度，逐渐在会内深入人心，形成民建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并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1985 年建会40 周年时，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成为全会的共识。与此同时，民建对自我教育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孙起孟在《坚持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等文章中，从不同角度详细阐释了关于自我教育的具体内容，他说：“自我教育的基本点是什么，可否说在于自愿自觉，在于勤奋自学。政协的先后三部章程一贯地强调学习的自愿原则，在政协的学习中长期倡导的‘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原则，如此等等，都是自我教育基本点的明确化和具体化。”这里的“自己”指的是一个集体，一个党派，不仅仅是指一个人。“我们的长期学习经验表明：自学是基础，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们的学习又是在个人和集体融合在一起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的学习往往收效更大。”一个人闭门读书，苦思冥想，很难产生好的效果。所以，不能把自我教育理解为简单的个人学习。“要把勤奋自学和接受教育恰当地结合起来，把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不断增强团结，取得新的进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成思危指出：“现在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会员，认为自我教育的传统过时了，这是一种模糊认识”，“自我教育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毛泽东就说过，‘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因此，改造不单是指对过去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而是大家都要改造主观世界，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些论述和认识，是民建自我教育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

    2、自我教育是民建实现政治交接，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期对于提高会员思想素质、加强思想建设也同样重要。邓小平在阐述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时指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传统。”2003年8月，胡锦涛在征求党外人士完善市场体制和修宪意见时，对民主党派发挥自我教育的传统提出了殷切期望，他说：“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自我教育的优势。”进入新时期以来，民建始终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核心，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不断赋予自我教育新的时代内涵。民建八大以来，围绕政治交接这条主线，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会，巩固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先后开展了三项主题教育活动。

    第一项主题活动，是用三年时间在全会开展“建设新世纪参政党、做合格民建会员”的活动。这项活动经过了集中学习和创先评优两个阶段。集中学习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多党合作的理论政策，会章、会史和会的基本知识，重点对新会员、新进领导班子的成员进行系统培训。在创先评优阶段，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会员比贡献、塑形象，为国出力、为会增光，进一步巩固了学习效果，涌现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优秀会员，在庆祝建会60周年时，会中央对301名优秀会员和100个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

    第二项主题活动，是从2005年开始，在全会进行“民建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的总结宣讲”活动。全会上下认真总结60年来的历史经验，面向未来，提出了“五个坚持”和“四种精神”。对此，会中央领导带头宣讲，很多老同志也深入基层宣讲，共举办各类专题报告会50多场，近万名会员参加。通过此项活动，广大会员对会的历史传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新时期参政党所肩负的重要使命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增强了会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也激发了广大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第三项主题活动，是从2007年初开始的以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为主题的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民建各级组织开展了集中培训、组织专题座谈、参观考察、展览展映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各级领导集体都召开了谈心会，听取会员意见，制定整改措施。通过政治交接活动，广大会员特别是领导成员和骨干会员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进一步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增强了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项主题活动，首尾相联，环环紧扣，逐步深入，在会员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大增进了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增强了会的凝聚力。经过探索实践，民建逐渐形成了“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为抓手、以组织系统学习培训为重点、以建立完善制度为保障”的自我教育新模式，实现了集中教育系统化、日常教育制度化、形式内容多样化，使会的思想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研讨，通过坚持不懈的自我教育，广大会员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性明显增强，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主动性明显增强，关心会务、岗位奉献的积极性明显增强。与此同时，民建注重建立自我教育的长效机制，注重推进领导集体理论学习的经常化、民主生活会和谈心会的规范化、制度化，从而带动和促进了全会的学习工作，使自我教育在新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

    多年的实践表明，民建的历史是在自我教育中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正是由于民建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和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注意加强自身建设的理论研究，使会员在思想认识上不断进步，推动了会的整体素质向更高的层面发展，使全会始终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实现自身建设的飞跃。特别是七大以来的十年，在成思危的带领下，民建通过自我教育，通过集体的创造和总结，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机关建设等方面，努力推进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参政党工作机制，为以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参政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不断开创民建事业的新局面，就必须继承和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参政党。

    民建的优良传统既是源远流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并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充实着新的内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会的自我教育要围绕一个目标、弘扬“五个坚持”、倡导“四种精神”来进行。一个目标，就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民建的政治纲领。“五个坚持”，就是前面阐述的五个方面的优良传统，也是全会应当确立的五大政治理念。“四种精神”，就是民主、团结、创新、奉献的精神。民主与团结，是民建建设的永恒主题；创新和奉献，是民建与时俱进的新要求。这些都是优良传统的延伸和发展，是新世纪参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三、在实践中继承和弘扬会的优良传统

    民建的优良传统是我会弥足珍贵的政治财富，是凝聚全会意志和信念的精神内核，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产生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民建历来十分重视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建会40周年的时候，胡厥文概括了民建的三大优良传统。建会50周年的时候，孙起孟在进一步阐述三大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重点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深刻论述和总结。进入新世纪以来，适应形势和任务的新要求，会的优良传统也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建会60周年时，成思危提出了“五个坚持”、“四种精神”。本会九大以来，以陈昌智[59]为主席的新一届民建中央领导集体弘扬优良传统，努力开拓进取，以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和本会九大精神为契机，结合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会章、会史和会的优良传统的学习和宣讲，使全会在学习中不断深化对优良传统的认识，不断增强对优良传统的理解和把握，把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努力夯实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

    （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巩固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能够凝聚人心，引领中国发展进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建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程中，取得的最基本、最广泛、最深刻的共识，也是民建优良传统的核心。我们继承传统、发扬传统，就要始终围绕这一核心内容，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我们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中共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本会九大精神，学习民建的优良传统，在学习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明确前进方向，坚定共同信念，不断增强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充分发挥好参政党的职能作用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各项工作的重要指南，是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就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两大主题，运用统筹辩证的思维和方法，既要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又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既要总揽经济社会全局，又要善于在重点和关键问题上拾遗补缺；既要突出自身优势领域，又要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服务；既要发挥组织整体优势，又要注重专家及会员个体的作用；既要讲质量又要讲时机、效率。努力在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促进多党合作事业科学发展上不断有新作为。

    （三）坚持不懈地推进政治交接，不断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

    政治交接是参政党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是民建自身建设的永恒主题。坚持不懈地推进政治交接，就要以思想建设为核心，通过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引导广大会员更新服务发展的观念，转变服务发展的思路，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通过开展民建优良传统教育，把老一辈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形成的政治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一代一代传下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组织建设为基础，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着力提高领导集体及其成员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从多党合作和民建事业持续发展的高度，建设高素质的后备干部队伍。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从提高参政能力出发，建立健全会内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推进自身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努力把民建建设成为适应新时期要求的参政党。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灿烂辉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催人奋进。站在新的起点上，让我们沿着民建前辈的足迹，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以新的业绩续写民建光荣历史的新篇章！

    注释：

    1.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今上海市）人。早年抱着教育救国的志向，“兴教育，办学堂”。1917 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1945年7 月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后发表《延安归来》。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当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主任委员，民盟盟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2. 胡厥文（1895—1989），又名胡保祥，江苏嘉定人。早年创办了上海新民机器厂等4 个工厂（公司），进行实业救国的摸索。1927 年任上海市机器五金同业公会主委。抗战时期，带头拆厂内迁，并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1945 年发起组织民建，当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主席、名誉主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章乃器（1897—1977），又名章埏，字子伟，浙江青田人。是“七君子”之一。国民党政府时期，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重庆上川实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当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财经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
 
    4. 施复亮（1899—1970），原名施存统，曾用名光亮、方国昌，浙江金华人。曾任上海大学等多所院校教授和教员，重庆南方印书馆总编辑。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当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劳动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

    5. 孙起孟，1911 年生，安徽休宁人。曾任比乐中学、香港持恒函授学校校长。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当选为常务理事。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主席、名誉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中央人事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6. 李烛尘（1882—1968），原名李华，土家族，湖南永顺人。曾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当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公私合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食品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7. 姚惠泉（1895—1988），上海浦东人。1924年与人合伙创办仙鹤草素药厂，任总经理。曾任中华业余图书馆馆长。1946年参加民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

    8. 黄墨涵（1883—1955），名云鹏，四川永川人。1945 年发起组织民建，当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聚兴诚银行常务董事，全国政协委员。

    9. 黄竞武（1903—1948），江苏川沙人，黄炎培次子。抗战胜利后参加民建，曾任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1949年5月12日，突遭特务逮捕。在受审时，尽管受到毒刑逼供，但他始终严守秘密，坚贞不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上海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0. 姜化民（1903—1949），江苏沭阳人。1946年参加民建，曾任民建上海分会理事。1949年5月14日，突遭特务逮捕。在狱中他遭受“老虎凳”等酷刑逼供，也不向敌人屈服。后来，由于特务抄到了一些密件，暴露了身份，惨遭杀害。上海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1. 郑太朴（1901—1949），上海人。1945年参加民建，1946 年被增补为常务理事。1949年初，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在去香港途中，因健康状况较差，不幸猝然晕倒，当场亡故。上海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2. 荣毅仁（1916—2005），江苏无锡人。曾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被誉为“红色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3. 李国伟（1893—1978），原名中枢，江苏无锡人。曾任渝新纺织、宏义、建成等公司董事长，民建中央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14. 华煜卿（1908—198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申福新公司副总经理，湖北省副省长，中共湖北省委党组成员，全国人大代表。
 
    15. 刘靖基（1902—1997），江苏常州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顾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名誉副主席，上海安达纱厂、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丰纱厂、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全国政协副主席。
   
    16. 毕鸣歧（1903—1971），山东垦利人。曾任天津德商孔士洋行华经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民建中央常委，天津市副市长，天津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17. 朱继圣（1894—1972），字边埏，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地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协和医院常务董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天津市主委，公私合营仁立公司总经理，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18. 胡子昂（1897—1991），重庆人。曾任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经理，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华康银行董事长。1949年参加民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 吴蕴初（1890—1953），原名葆元，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1923年与他人在上海合创天厨味精厂，任经理，被誉为“味精大王”。1949年参加民建，曾任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委员。

    20. 吴羹梅（1906—1990），江苏武进人。1935年创办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后任总经理，被誉为“铅笔大王”。1945 年发起组织民建，当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顾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常委。

    21. 古耕虞（1905—2000），字大田，重庆人。曾任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被誉为“猪鬃大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名誉副主席，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顾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22. 刘国钧（1887—1978），江苏靖江人。1909年开办和丰京货号，1918年创办广益布厂。曾任大成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后开办大成二厂、三厂、四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公私合营大成纺织印染公司副董事长，江苏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23. 乐松生（1908—1968），祖籍浙江宁波，生于北京。1928年任天津达仁堂药店副经理兼营北平同仁堂药店业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北京同仁堂国药店经理，北京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

    24. 王光英，1919 年生，北京市人。1950年参加民建。曾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顾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25. 万国权，1919 年生，吉林农安人。曾任天津市利中酸厂股份有限公司经理。1950年参加民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全国工商联顾问，天津市利中酸厂副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26. 陈铭珊（1916—2003），浙江萧山人。曾任上海信谊药厂经理。1952年参加民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全国工商联顾问，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公私合营上海第七制药厂厂长，全国政协常委。

    27. 盛丕华（1882—1961），浙江宁波人。1920年筹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常务理事。曾任上海红棉酒家董事长。1946年参加民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

    28. 汤元炳（1909—1995），江苏南通人。曾任中国纺织企业公司代总经理。1953年参加民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浙江省华侨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浙江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29. 李盛银（1965—2008），四川德阳人。2002年加入民建，曾任四川省江油市副市长，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时牺牲。

    30. 徐崇林（1906—1999），四川江安人。1945年参加民建，被选为理事。曾任中国制革工程师学会总干事，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顾问，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经济咨询公司董事，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31. 胡子婴（1907—1982），浙江上虞人。1935年与史良等人发起组织上海妇女救国会，任总干事。1945年参加民建，被选为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商业部副部长、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32. 李公朴（1902—1946），原名李永祥，江苏武进人。社会教育家，是“七君子”之一。曾创办《读书生活》、《全民周刊》等刊物。曾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33. 阎宝航（1895—1968），辽宁人。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5年参加民建。中共党员。曾任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34. 马叙伦（1885—1970），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任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教授，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进中央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35. 雷洁琼，1905 年生，曾用名洁群，生于广州市，祖籍广东台山县。曾任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进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36. 盛康年（1914—1965），又名仲悟，浙江慈溪( 今属宁波市) 人。1946 年参加民建，曾任民建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37. 沈钧儒（1875 －1963）字秉甫。浙江嘉兴人，生于苏州。是“七君子”之一。1939 年创组统一建国同志会，后又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曾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大人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38. 南汉宸（1895—1967），山西赵城人。1949年参加民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39. 陈维稷（1902—1984），安徽青阳人。曾任中国纺织建设厂厂长、总工程师。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顾问，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

    40. 王绍鏊（1888—1970），字却尘，江苏吴江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财政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

    41. 吴觉农（1898—1989），浙江上虞人，茶叶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贸易部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农业部副部长，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42. 杨卫玉（1888—1956），江苏嘉定人。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1945年参加民建，被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轻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

    43. 王新元（1903—1969），湖南长沙人。曾任中国机械厂经理。1945年参加民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轻工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44. 章元善（1892—1987），江苏苏州人。曾参与创办欧美同学会。1945年参加民建，被选为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45. 周士观（1893—1984），原名景澍，号双松，福州人。曾任上海工矿银行、重庆铁工厂总经理。1933年参加我国第一部药典《中国药典》的编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46. 孙晓村（1906—1992），浙江余杭人。曾任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常委。1949 年参加民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执行局主任，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财经计划局副局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47. 巩天民（1900—1978），名甸奎，河北临榆人。曾任金星保险公司经理，东北实业银行副董事长。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辽宁省工商联主委，辽宁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48. 周叔（1891—1984），原名暹，字叔，原籍安徽建德( 今东至县)，生于扬州。著名的实业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49. 汤蒂因（1916—1988），原名凤宝、招弟，又名萼、碧珍，江苏吴江人。1947年创办绿宝金笔厂，被称为“金笔汤”。曾任民建中央委员，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经理，中国制笔协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

    50. 徐正元，1919 年生，浙江余杭人。1980年参加民建。曾任南京市工商联执行委员、副主任委员。南京新安纱厂厂长，国营新华金笔厂副厂长。

    51. 李崇淮（1916—2008），江苏淮阴人。曾任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950年参加民建。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武汉市政协副主席。

    52. 陈邃衡（1915—2008），安徽怀宁人。曾任成都友联制冰厂厂长。1951年参加民建。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南京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53. 成思危，1935 年生，湖南湘乡人。1995年参加民建。曾任民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中国台湾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任中华思源扶贫工程基金会理事长。

    54. 郭棣活（1904—1986），广东中山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市。1951年参加民建，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公私合营永安纱厂总经理，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广东省副省长，全国侨联副主席，暨南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

    55. 刘鸿生（1888—1956），浙江定海人。曾创办大中火柴公司等多家企业，被誉为“火柴大王”。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56. 童少生（1903—1984），号咸昌，重庆人。曾任民生公司副总经理。1950年参加民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委，四川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57. 刘念智（1912—2003），浙江定海人。曾任上海中华码头公司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章华毛纺织厂经理，公私合营上海港务局码头仓库公司董事长，上海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全国侨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58. 张敬礼（1911—1995），江苏南通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常委、顾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南通大生纱厂经理、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

    59. 陈昌智，1945 年生，湖北孝感人。1985参加民建。曾任四川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监察部副部长。《关于加强驻外中资企业监管，防止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提案，2007年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现任民建中央主席，中国监察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